是什么生产了偶像文化和恐怖宗教？ ｜ 日本社会的文化侧影
作者：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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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消费行为看似是在“自由意志”的指引下自主完成，但实际上，偶像是商业资本和大众传媒共同打造出来的文化工业符号，并借助电视这种传播媒介在1980年代的日本迅速崛起。也因此，偶像是一种满足特定群体精神需求的消费品。
日本1980年代兴起的“新新宗教”带有明显的自我修行倾向，相比于现世的幸福，其更加关注自我的意识状态。这一时期，政府腐败、道德滑坡、人际关系冷漠，人们为权力、金钱、名望而奔波东西，大众尤其是年轻人面临着白热化的竞争而身心俱疲，精神世界的空虚无处填补。
回顾战后日本社会的文化史，就不得不提及上世纪80、90年代。那一时期，泡沫经济空前高涨并迅速崩裂，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社会推动着偶像文化的盛行，动漫作品引起“御宅族”亚文化的兴盛，“新新宗教”运动的开展……日本民众的注意力逐渐“脱实入虚”，开始远离对现实的关注，而对幻境充满了希冀和追求。
特别是战后的日本年轻人，长期以来具有一种浓厚的现实反抗情结。1960年代的“安保斗争”、“大学纷争”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与世界范围内的青年学生运动遥相呼应。然而随着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结束，东洋列岛的“大学纷争”运动接近尾声。而伴随1972年联合赤军“浅田山庄事件”的爆发，左翼社会运动潮流戛然而止。
1970年代的日本，由于两次石油危机，经济被迫转型。随后，以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等为代表的美英保守政客上台，日本的政治也出现右转的倾向。与政治领域相对应的是，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造成了人们思维观念、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消费而不是生产、享受而不是斗争”成为社会潮流。日本在政治上的保守化和经济上的消费化已然形成。
▲ 1960年代末，柏林墙仍旧矗立，冷战的铁幕还在，其间法国爆发“五月风暴”，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左翼青年们高举“Peace & Love”标语走向街头，数十万人汇聚伍德斯托克音乐节（The Woodstock）。融入真实的思想表达和政治意见、尝试使用反传统的创作和演奏，逐渐成为了摇滚乐的一部分。 © Getty
▌偶像，商业资本与大众传媒打造的幻象
1980年代初，消费文化开始风靡日本。作为文化消费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彼时的日本偶像产业正蓬勃发展，具有号召力的偶像大量出现，如中森明菜、松田圣子等少女偶像，秋元康（AKB48制作人）打造的女团小猫俱乐部，以及近藤真彦、少年队等“杰尼斯”男子偶像。
在追随者眼中，偶像的意义不仅在于外貌上的完美无瑕，更是一种图腾般的精神象征——这意味着一个虚构的世界正在现实化，在这里，偶像取代了政治、商业、学术精英，具有一种充满感召力的、宗教般的迷人魅力。粉丝围绕、注视、仰望偶像，偶像则让粉丝在生活中找到一种物质和情感的寄托。尽管寄托的对象只是文化工业中虚构的幻象。
日本的偶像市场为什么在1980年代走向成熟？
一方面，当时泡沫经济盛行，大量过剩资本无处投放，而作为消费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文化市场的发展与娱乐、传媒、营销等密切相关，成为商业资本所寻找的新的盈利空间。另一方面，尽管物质极大丰富，现实社会中的竞争却与日俱增，民众普遍感到生活压抑、生命空虚，青少年更是如此。他们急需在精神世界中寻找慰藉，偶像文化应运而生。
1980年代的日本青少年不再像“团块世代”（1947-1949年之间出生的一代日本人，其青年阶段处于20世纪60、70年代）的前辈那样，在青年时代参加学生运动，而是在消费社会中化身为消费的信徒。他们的消费行为看似是在“自由意志”的指引下自主完成，但实际上，偶像是商业资本和大众传媒共同打造出来的文化工业符号，并借助电视这种传播媒介在1980年代的日本迅速崛起。也因此，偶像是一种满足特定群体精神需求的消费品。
与消费品类似，偶像诞生于文化工业流水线，具有“专业化生产”的特征。然而1980年代的日本已从工业文明转型到后工业文明，这一时期，消费取代生产，成为社会潮流。作为消费社会的产物，偶像也必须有一定的号召力、显示出不同的符号特征，才能接受大众消费市场的检验。也因此，偶像被塑造成不同的类型——如以“玉女”形象出道的松田圣子、“叛逆少女”人设的中森明菜……
此外，偶像是一种虚构观念的现实化。出于商业目的，明星必须隐藏自己的真实个性，“人设”（比如杰尼斯的男团偶像们因其所属团体及个人特质产生的团设、人设）才是他们示人的现实基础，尽管这有时会与偶像的真实人格差异很大（如松田圣子与中森明菜的人设形象与其真实人格差异很大），也常令他们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
现身于电视银幕等大众传媒中的偶像是经过商业包装的个体，是碎片化景观世界中的影像、断片。在这种视听化、感官化、虚拟化的传媒环境中，伴随1980年代日本消费社会的发展，后现代社会“娱乐至死”的氛围已然形成。
对于特定的粉丝群体来说，偶像也具有宗教灵魂人物般的魅力，身上流溢出无尽的光芒，照耀、温暖着身边的粉丝。与此同时，偶像也可以成为粉丝们的信仰和归宿，激发他们潜意识里的欲望。部分粉丝化身为狂热的“偶像原教旨主义者”，以极度感性的方式顶礼膜拜偶像，在情感的世界中皈依偶像。
1980年代的偶像热潮还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了同时期日本都市化扩张的步伐。一方面是泡沫经济引起的地价、股价暴涨，投资城市地产（尤其是东京这样的大都市）成为一笔划算的买卖；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也把都市生活的欲望通过电视、电影传达给每一个观众。城市的现代、动感体现在当时的City-Pop之中，通过偶像的演绎传递到每个粉丝的心中。
▌御宅族，逃避到二次元幻境的人们
与粉丝崇拜的偶像不同，1980年代初形成的“御宅族”文化则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御宅族”群体所推崇的动漫人物虽与偶像明星一样，是虚构出来的形象，但这些形象却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在泡沫经济鼎盛的年代，日本动漫也迎来了全盛时期，拥有庞大世界观设定的动画作品如《高达》、《超时空要塞》收获了大量拥趸，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此时的动漫作品呈现出宏大叙事的特点，作为对战后经济高速成长神话的呼应，反射出1980年代弥漫于日本社会的高度自信。
▲ 动画片《高达》（GUNDAM）始于1979年，在一个“宇宙世纪”的世界观中，对国家、战争、人物都有深层的描绘。在那时就已经有“联合起来推动星体”的剧情。 © GUNDAM
然而进入1990年代，伴随泡沫经济的崩裂，这种宏大叙事主题的作品渐渐消解，逐步被碎片化的“缩微物语”所取代——这是由于经济神话破灭导致的人们信心的坍塌，“草食系”的性格逐渐取代过去的“动物精神”。
那种洋溢着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宏大叙事作品，其精神内核已无法支撑起现实中艰难生存的个体。人们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悲观的不确定感，而人际关系的冷漠也进一步造成个体生活的原子化。校园霸凌事件令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就业冰河期”的到来，使青年人不仅面临着求职方面的困境，同时也遭遇着收入减少（原因是正式职位的减少、“非正式雇佣”的增加）、职场环境恶劣等问题。也因此，年轻人想回到自己封闭的小世界中，慢慢化身为“飞特族”、“尼特族”、“御宅族”……
“御宅族”生活在ACG（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Game（游戏））的世界里，喜欢虚拟时空，因此被贴上不关注现实、不合群、缺乏责任感、无法吃苦等标签。实际上，现实中的困境、人际交往中的困惑令他们越来越多地远离真实的环境；与此同时，科技的进步又使他们足不出户便能接触到丰富的信息，“御宅”倾向愈加明显。“御宅族”对现实的失望越来越大，“欲望”越来越低，逐渐化身“佛系少年”。
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代表，御宅族的审美追求与之前世代有很大的不同——喜欢“萌”的事物，这种审美通过“萝莉控”漫画得以满足。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萝莉控漫画逐渐抓住御宅族的内心，其画风并不以写实为目标，而是突出女孩某些方面的特征。动漫作品里的女孩外表可爱讨人喜欢，其性格特点也非常满足宅男的心理，使得御宅族在现实中受挫的内心往往可以在虚拟世界里得到抚慰。二次元的文化空间取代三次元的现实，成为其精神世界的归宿。
与追逐偶像的粉丝们相比，御宅族的斗争意识更为薄弱。尽管1990年代日本的经济局势普遍恶化、政治气候进一步向右转，却没有激起相应群体社会运动的大规模爆发。人们的观念普遍趋向保守，往昔的斗争精神已然全无，青年人则没有了朝气——他们会在偶像的演唱会上狂欢，亦或沉迷于二次元世界，却无法对现实事物提起兴趣。
在这股主流政治社会潮流之外，1960年代高涨的左翼社会运动已销匿数十年之久，无法扭转右翼政治、低迷经济的发展趋势。此刻的日本，教团宗教势力渐渐兴盛起来，以奥姆真理教为代表的邪教势力于1995年发动了东京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这起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了日本乃至整个世界。
1950年代，由于工业化等原因，前现代的乡土文明开始断裂，现代城市化进程正式展开。许多日本农民进城务工，他们在都市生活中孤立无援，又无法得到传统乡村文明的支持，因此精神世界出现极大的危机。这一时期日本社会掀起了一场“新宗教”运动，其以现世主义的说教来“拯救”因“贫、病、争”（贫穷、疾病、家庭和职场争斗）而受苦的人们。“新宗教”具有强烈的现世主义原则，而1980年代兴起的“新新宗教”则带有明显的自我修行倾向，相比于现世的幸福，其更加关注自我的意识状态。
奥姆真理教就发源于“新新宗教”运动。“新新宗教”勃兴的1980年代，正值日本泡沫经济高涨，都市社会物欲横流的时代。这一时期，政府腐败、道德滑坡、人际关系冷漠，人们为权力、金钱、名望而奔波东西，大众尤其是年轻人面临着白热化的竞争而身心俱疲，精神世界的空虚无处填补。
尽管偶像、动漫可以缓解一部分人的精神危机，却不能帮助所有人寻找到心灵的归宿。在这个社会中，有大量的竞争失败者，作为无依无靠的现代社会中孤独的流浪者，他们痛苦压抑、感觉被社会抛弃；此外，还有郁郁不得志的精英青年，在日本这个论资排辈、年功序列制的科层制社会中，他们感到没有施展拳脚的空间。而就在这个时候，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成为了他们精神生活的“指路人”。
麻原彰晃自身的成长经历异常坎坷，能深刻体悟到这些社会边缘群体失意的内心；同时他又极度渴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对想功成名就的精英青年来说极具吸引力。奥姆真理教以他为核心，建立起一个金字塔状的、类似于政府组织的传教机构。该教团的总部远离城市，位于富士山脚下。其核心教义宣扬“世界末日”——即世界已被物质和欲望所污染，只有教主开展的布道活动才能拯救“末日”时死去的灵魂、只有信仰奥姆真理教的信徒才能获得拯救。
在这里，不难发现奥姆真理教与偶像、动漫之间的相似之处：首先，教主麻原彰晃在教团内的地位不仅与恐怖独裁者类似，更与偶像有着相似的地方——他善于利用大众传媒机构来宣传其邪教思想，而其充满感召力的人格特质、诉诸于感性的传道话语也让他与偶像一样具有魅力和影响力；其次，偶像、动漫、宗教都吸引了渴望逃离现实的人们，为他们提供虚拟、虚构、虚幻的精神家园。
此外，还能发现奥姆真理教与偶像文化、“御宅族”亚文化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一种邪教观念，一种与主流观念相对抗的意识形态，作为正统宏大叙事以及神话消亡后的替代者，麻原彰晃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宏大叙事体系。与此对应，偶像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景观，是主流观念的附庸，是商业资本逻辑下的文化工业产物；而御宅族则“佛系”地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他们关注的是“缩微物语”。麻原彰晃本人的野心和奥姆真理教的邪教性质、宏大叙事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只关注精神领域的事务，更有可能介入现实生活。
悲剧在1995年3月20日发生了，奥姆真理教组织教徒在东京地下铁三线共五列列车上释放沙林毒气，造成13人死亡，超过5510人受伤。几十年来疏远现实、远离斗争的民众最终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杀害了自己无辜的同胞，用这种极端反社会的方式完成了对病态社会的批判、对保守体制的对抗。
东京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揭开了后现代社会人类精神危机的面纱，每个个体都身处残酷的现实之中，面临着心灵世界的痛苦。在危机面前，人们该如何抉择：是选择留在欲望丛生的都市，还是回归破败凋敝的乡村；是沉溺于消费社会放纵自己，还是坚守心灵、守护道德；是追求感官官能上的享受，还是追寻精神世界的充盈；是步入幻境逃避痛苦，还是直面惨淡的人生；是任由歪理邪说扭曲自己的心灵，还是探索未知、寻找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价值。
选择虚拟还是现实，这个问题是每个生活在当下的个体都要思考和面对的——现实时空的冷漠、残酷、疯狂，虚拟世界的美好、虚幻、短暂，哪一个才是现代人的最终归宿？